在法治发展不平衡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当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中，存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用法、护法等法治环节的发展不平衡，例如面对问题矛盾，一些地方还存在立法上放水、执法上放弃的现象。

相当因果关系说被创立出来后，很快便冲出了结果加重犯的范围，成了一个一般性的因果关系理论。从概率的角度去理解相当性，有助于维持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这种新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带有浓厚的规范色彩，本文将其称为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学界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通说见解。例如，在上文所举的石锦林、田文柱重大责任事故案中，按照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不得不否认因果流程的相当性，从而得出与司法实务立场相悖的结论。一方面，以概率的大小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没有可操作性。尽管如此，法院仍然判决其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不过，在一段时期内，日常生活经验的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7]相应地，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我国的理论地位有所回落。盗窃行为引起被害人自杀的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在被害人的自杀能够被一般人理解时，容易肯定行为人对自杀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但是，倘若行为 人不是殴打，而是辱骂行为导致被害人自杀或者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则会认定为侮辱罪。这种整体思维的特点反映在刑事司法上就是对社会危害性的整体判在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主客观相统一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刑事司法一直没有区分不法与责任，没有考虑责任的不法关联性( 责任是对不法的责任，因而以不法为前提) ，更没有‘无责任的不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观念，而是习惯于将与行为人有关的所有坏的行为、恶的结果、不良的内心等都作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资料，只要综合起来表明社会危害性严重，就认为具备了犯罪的实质根据。( 二) 立法体例 缓和的结果归属类型直接或者间接地源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体例。

例如，某法院负责人指出: 徐玉玉在被骗后出现忧伤、焦虑、情绪压抑等不良精神和心理因素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心源性休克而直到 2015 年 8 月 29 日，《刑法修正案( 九) 》才规定使用虚假身份证件; 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行为则仍然不成立犯罪。显然，偶然因果关系理论同样将自杀结果归属于引起行为。

同样，在被害人自杀的场合，虽然也可能认识到是被害人自我决定的( 否则就会认定为故意杀人的间接正犯) ，但司法机关一定要追问被害人为什么自杀，追问的结局是，找到了引起自杀的源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2012 年 1 月 9 日《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指出: 对在同一条生产销售链上的犯罪分子，要在法定刑幅度内体现严惩源头犯罪的精神，确保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量刑的整体平衡。将引起或者导致自杀作为处罚较重的加重犯的加重情形，也可以归入缓和的结果归属。又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6 年 7 月 26 日《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以下简称《渎职罪立案标准》)，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属于《刑法》第 399 条第 3 款规定的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中的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一种情形。

从判例来看，只有当被害人的行为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其处于恐怖、狼狈等状态下实施的， 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其选择行为的自由受到损害时，才能认为具有肯定因果关系的实际理由。至于各种主客观事实 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以及具有何种关联性并不在考虑之列。对于这些轻微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一般不会起诉至法院。又如，《渎职罪立案标准》将导致被监管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  者精神失常规定为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一种情形;  将导致被排挤的合格人员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规定为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一种情形;  将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规定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一种情形。

她含愤在遗书中写道: ‘我一生未接触过男人，今晚被流氓糟踏，再无脸见人，遂跳入长江中自杀身死。既然如此，司法机关就不可能将自杀结果归属于引起行为。

在构成要件行为引起了他人自杀结果的情况下，虽然不能进行 通常的结果归属，但由于自杀结果毕竟是构成要件行为所引起，认为该行为增加了不法 程度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因此，将引起他人自杀作为较轻犯罪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 表现没有特别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第二，构成要件行为与自杀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可以被一般人理解的条件关系。

再如，韩国的判例指出: 导致被强奸的被害人回家服毒自杀的原因虽然是因遭到强奸而产生的羞耻感与对将来的绝望感，也不能将其自杀行为视为是强奸行为产生的当然性结果。概言之，对于实行行为缺乏定型性的结果犯来说，运用客观归责理论解决结果归属问题还是合适的。⑨ 不难看出，Ｒoxin 教授之所以认为 A 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一方面是基于( 合法则的) 条件说，另一方面是因为杀人的实行行为缺乏定型性，人们难以判断哪些行为是杀人行为，哪些行为不是杀人行为。不言而喻，上述四种类型有两个共同点: 其一，被害人都是自杀身亡，行为人的行为与自杀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通常的结果归属条件。再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6 年 12 月 19 日《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酌情从重处罚。只要行为 人就形式上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职务权限的事项，以不当目的或者以不法方法 实施违反职务行为宗旨的活动，就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原则上值得科处刑罚。

第二，在刑法分则条文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成立犯罪的条件时，司法实践一般将引起他人自杀、自残等作为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表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 年 9 月 6 日《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 条规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来源：本文系文摘，转载自中国法学杂志社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于《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例如，司法实践( 包括立法在内) 习惯于认为伪造公文、身份证件的行为是危害 社会的源头，而没有认为使用伪造的公文、身份证件才是对法益的真正侵犯。

诚然，真正的法律人应当创造出一种与一般的外行人并且事实上与许多法律人的看法相遥远的关于法律的基本看法，而不能一味迎合一般人的观念; 法的解释莫过于被社会舆论压倒时危险，对法的捍卫也没有比此时更为重要。除了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之外，原本不应当承认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另一方面，全面肯定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也不合适，因为其中存在违反责任主义、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以所谓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为由对甲仅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论处。显然，与通常的结果归属或客观 归责相比，严格的结果归属需要具备更严格的条件。四、缓和的结果归属的限制 上述成因表明，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虽然按照客观归责理论的观点，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并不可取，但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

又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 年 11 月 11  日《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抢夺案件解释》) 第 3 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导致他人自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267 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第二，进行客观归责，要求结果没有超出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

概言之，中国人的自杀不是一种主体性行为。因此，不能认定强奸行为与被害人的自杀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法官及其判决的批评之声，时常会传到我们耳中。近年来，客观归责理论已经被介绍到国内，虽然有学者对引入客观归责理论持否定态度③，但多数学者主张采用客观归责理论。

事实上，可以将该要素视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第一，在刑法分则将严重结果(后果) 规定为较轻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时，司法实践将引起他人自杀认定为较轻犯罪中的严重结果( 后果)。第二，在法定刑较轻且存在客观的超过要素的犯罪中，将引起被害人自杀的结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再如，在许多情况下，自杀是由于对自杀者的呼救声作出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反应而引起的，所以，对被害人负有救助义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履行救助义务，导致被害人自杀的，应当肯定缓和的结果归属。

再如，《刑法》第 260 条第 1 款规定了虐待罪的基本犯，第 2 款规定: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将引起自杀的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进而认定行为构成犯罪，不仅没有扩大， 反而缩小了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罪的处罚范围。

显然，归纳自杀的外部原因，弄清自杀通常由哪些外部行为引起，有利于判断自杀结果与引起行为之间的条件关系是否异常。甲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虽然造成了乙死亡的加重结果，但该结果不是由于交通工具倾覆、毁坏所致，因此，对甲不能适用《刑法》第119  条，只能认定为破坏交通设施罪的基本犯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想象竞合。

我国的刑事司法在结果归属的判断上，不仅缺乏具体规则和禁止溯及的观念，而且将处于源头的行为都当作危害最严重行为予以对待。前两种情形属于犯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后者属于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